常被讨论的问题与真正的问题是有区别的。
我们平常探讨民主制有没有普遍性，探讨的是它能不能有效地从一种历史—社会环境翻译到另一种历史—社会环境中来，而不是通过不断向更高层次抽象来达到普遍性。
道德考量不是被单拎出来的，它内在于其他的考虑因素之中。
如果“道德考量”这话有什么意义，那么它不能是说我们在把道德当作对象加以考虑，而只能是说德性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考虑一件事情。
在孟子和告子的辩论中，告子以东西说事儿，孟子以上下说事儿，初看上去不过是各取所需。然而，孟子和告子的比喻并非完全平行。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但不管决诸东方还是决诸西方，水总是下流。用东流西流为喻，善恶被解为相对之事，用水就下为喻，则提示出善恶并不只是相对而已。无须什么眼光，我们人人都能看到善恶相对，但须有相当眼力，才能洞见善恶的不对称。东西上下初看是“一堆离题的类比”，孟子和告子初看上去各取所需，实则有见识上的高下。初级反思一向拘囿于平面上的善恶对照，错并不错，却只是流俗之见。 孟子从平面上的东西转向纵深上的上下，揭示出与善恶之为性相配的是上下隐喻，这是哲人所需的眼光。这两种“看法”，不是对错之争，而是深浅之辨。
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
你有自己的人生旨趣，这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人原子发展出你的人生旨趣，你的所有生活旨趣都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脱离了社会，你一开始就无法确定你是谁，“我的生活故事始终内嵌在那些我由之获得自身身份的共同体的故事之中”。
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人最大的需要变成是去消费，好像是在报复没人需要自己的那份失落。
威望在威望者身上，权力则在权力者所占的位置上。威望者凝聚传统，保障传统的自主性，而权力则瓦解传统。
实践活动不是从「懂道理」开始的。
快乐从情绪感受着眼指称这整个情势，而不是单单指称这种情势中的情绪感受。
快乐并不是在外部伴随着活动，多半时候，快乐内融在活动中。
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整个生存，包括他的德性，跟他的劳作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他的劳作跟一个兴趣—劳作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而当传统瓦解，业行转变为职业，职业要求于个人的，不是他的整个的人，而是他在特定岗位上的效用。个人不再作为整体的人通过他所属的实践传统与社会相关联，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离开来，“生活的意义”渐渐成为一件主观的事情，而一旦意义成了主观的事情，就等于没有意义了。
你很少戏剧性地面对你该坚持理想还是让理想破灭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觉察的毫厘之间。
我们并不是先有个与自己的现实无关的理想，然后面对一个与理想无关的现实，我们生长在相当具体的现实里，理想一开始就是在这个现实里呈现的。
实践活动的目的本身受到实践方式的调整，没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一说。一套政治活动的方式形成了一个政治传统，无论一开始所设立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它最后更多地要由其实践方式及其传统来定义。
在一个目标单一的活动中，从事者只要技能高明就能胜出，但在多数人类活动中，优异的成就既依赖特定的才能也依赖特定的德性。
从实然到应然引起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事实认知想成了其他认知的前提，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一开始总是联系着我们要做的事情来认知事实，为了我们要做点儿什么去认知事实。
利益最大化这种流行观念会降低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力,人们一旦对这种理论信以为真，现实在他们那里就变得抽象了、单薄了。
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可以从交易来看待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那你是无可救药的天真。只是我们要记取，采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最有意义的东西，灵光闪现的东西，都落到了眼帘之外。
伦理生活总是从默会或明述的规范开始，这些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磨打出来，由圣贤提炼出来，是些多多少少有道理的规范，后世乃可得演绎其中的道理，相互质疑、驳斥、辩护、补充，辨名析理，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道理系统，是为伦理学。
温和的伦理与专制的道德。
伦理和道德有一层细微而重要的区别：在说到伦理的时候，我们更多联系于特定的社会形态，而不同社会有个殊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而说到道德，我们倾向于把某些伦理规范从个殊的伦理关系中抽离出来，把道德视作某种独立的、普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