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不乏唱挽歌的人，唱得好的还能被写进历史。比如茨威格，「在不自觉当中，我的生活已经有另外一种取向：安顿下来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打算。」，一年后茨威格去世，用生命给这段话加了一个更加悲伤的注。
挽歌的价值常常被高估。所谓「花刺子模信使」，人们总是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而对坏消息总是避之不及，正因如此，挽歌就显得尤其有价值。我对这个观点抱有深深的怀疑，若是如此，我们该如何解释微信里层出不穷的谣言和超市里疯抢盐的人群？我总觉得喜怒无常的国王怕是少数，而风声鹤唳的小民才是常态。挽歌是打给大众的一针安慰剂，「别慌，大家要死一起死。」
聪明人总想反对些什么，做事的人总想推动点什么。驾车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隐喻。前者有「穷途之哭」，说的是阮籍喝醉了酒，「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后者如孔子驾车，「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伊索寓言》里有个故事，《两只袋》。
普罗米修斯制造了人，又给他们挂上了两只袋，一只内装别人的恶事，一只装自己的，他把那别人的挂在前面，别一只则挂在后面。因此人们远远地就看见别人的恶事，自己的却是看不见。
我将它改改，以作结尾。
普罗米修斯制造了人，又给他们挂上了两只袋，一只装历史，一只装未来，他把那关于未来的挂在前面，别一只则挂在后面。因此只往前看的人，前后失衡栽了跟头；而只往后看的人，总也一动不动，站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