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学术规划，只是跟着问题走。
精神萎弱的首要特征是把精神曲解为智能，曲解为计算的能力。 作为计算式的智能，精神沦为为其他事情服务的工具。精神仿佛只是所谓“现实”的附属物，最多只是一些文化摆设，用来装饰现实。其实，“精神才是承载者和统治者，是首先的也是最终的”。肉体的力量和美丽，斗士的信心和勇敢，理智的真切和敏锐，无不基于精神，随精神的起落而消长。
在当事人心里，爱一来，翻江倒海，在旁人听来，那些绵绵情话好生无趣。惟当爱情与信仰、智性、苦难和社会冲突纠缠难解，爱情才成其为传奇。
话语只能传达有限的信息，这让衷肠吐诉爱好者长恨言不尽意，然而，唯因为这种有限性才使得我们能进行有效的传达。良好生活的提法，着眼于不那么极端的人物，不那么极端的处境。
我们恰恰是因为要坚守某种文化传统，要坚守某些价值，我们才去思考，思考普遍主义、相对主义、文化多元性，去反思我们自身。正当的反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你的确有什么东西要坚守，另一方面要留心不要让你的反思变成自我美化，给你固有的观念披上理性的外衣。此外，还要留心，不要过度反思。
总的说起来，近代人一方面追求一种更彻底的客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另外一方面——恰恰跟它追求这种彻底的客观性相应——他会把幸福看作是纯粹内心的、主观的东西。
我认为选择观念的流行遮蔽了生活中的另外一面，这一面有深刻的内容，今人感到意义流失，部分地在于不去体察这些内容。
因为你身边几乎所有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的来历，除了终端摆在你面前，其他的都在你的感知范围之外，所以你老觉得不确定。你在感知中找不到确定性，你就倾向于到观念那里去找确定性。
寄予说理和论证太多的期望，我们以为说理能达成的作用，其实是在边缘、外部达成的。
争论之初，我们有一个半清楚不清楚的争点，我们一面争论一面也就在不断澄清争点，但在这个过程中，争点本身也在不断转移。
但在广义上，把哲学看作穷理，追索理后之理，在这个意义上，到处都可以有哲学。中国当然有哲学。但跟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跟科学没有很深的亲缘。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西方，哲学是一种跟宗教平行的精神活动方式，中国没有全民族成建制的宗教，单说这一点，我们叫做中国哲学的东西，在社会精神——文化中的位置就跟西方哲学不一样——它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宗教所承担的任务。它的思考方式和西方的有很大的不同。
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现代科学只问世界是什么样的，不问这样子的意义是什么，truth这个词差不多等同于fact这个词了。从前的哲学家也重视事实，但他们更多是从意义着眼的。
实际上，一个劳动者、生产者，一旦入了风雅圈，生产力就大大下降。他要是习惯了这种圈子，他作为一个生产者就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你做的时候百分之百的自信，你知道一定应当这样做，但是你的确可能看错，可能自我欺骗，你以为那是你想要做的，等到作品抛入世界，你发现不是的。下一次你再做，会对这些评论作出反应，但不是这回你知道怎样能得到更多好评了。
我们不能靠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我们读历史，因为历史拓宽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野。我们读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体走向。在人类的整体发展中给自己找个位置，这只能是幻觉。历史教给我们更具体而微的东西，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历史观点是什么，更多的从那种大的历史观拉回来，拉到一个你比较有把握的认知中，以此来塑造和调节你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不能够过多依赖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这些判断几乎从来都是错的——大势的走向倒不一定跟我们判断的相反，但世界总是提供了很多我们事先没想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