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科学·常识》到《说理》，今年读完了陈嘉映最近的几本书。 再结合几本相关的书，今年最有趣的阅读体验是浅浅地完成了一次对科学的重新审视。最深切的体会是，科学在我的观念里退后了一步。离得远了，也就因此能看到科学下实证主义的局限。
一个可能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 Campbell’s law –
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
任何量化的社会指标越是用于社会决策，就越会受到腐败的压力，越容易扭曲和腐蚀它所要监测的社会进程。
对科学的过度依赖可能导向对量化和实证的盲目崇拜，而偏激的种子也就因此埋下了。
除此以外，科学经由数学长程推理而不失真的特点，抵达了哲学不曾到达的地方，而付出的代价是不再能提供自然层面上的可理解。现代科学在追求「可预测」的路上越突飞猛进，其他学科对「可解释」的追求就越发难能可贵。
因为疫情，今年还读了很多推理小说，我总觉得阅读体验中的不安能消解现实带来的不安。比较惊喜的是读到的几本国产推理，印象最深的是呼延云的《扫鼠岭》。核心诡计全在及格线之上，其中有一个极为精彩。最值得称道的是涉及刑侦科学的部分，恰到好处，国产推理竟然已经优秀到这种程度了。阅读时唯一的担心是社会派的发展会不会往猎奇的路子上走，可结合社会新闻转念一想，这些事件都有迹可循，不过是我未曾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