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退场的巫

一年后,再次思考这个问题:中西方文明都从巫出发,但中国走向了巫史,西方走向了宗教。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冷门的学术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今天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独特处境:我们既不想回到制度化宗教,又找不到一种独立于政治的精神空间。这种处境从何而来?答案藏在文明起源的时刻。

人类文明的早期,到处都是巫。古埃及的祭司解读梦兆,苏美尔的神职人员刻写星象预言,商王的卜人在龟甲上读出天意,希腊的萨满跨过冥界边界。巫是人类最早的知识人,在科学尚未诞生的漫长岁月里,巫就是人与未知之间唯一的桥梁。这一点,中西方没有区别。

有区别的是巫的归宿。西方,巫的遗产最终长成了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一个个拥有独立教义、独立组织、独立经济基础的庞大制度。中国,巫的遗产却走向了「史」,融化在礼制和史书里,变成了一种理性化的传统。

为什么同样的起点,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最常见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国家,而西方长期分裂。统一的国家需要把巫收编进行政体系,分裂的文明则让宗教有机会长成独立力量。听起来合理,甚至优雅。

但这个解释有一个反例: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是统一的。地中海沿岸、欧洲大部、北非、西亚,尽归罗马版图。疆域之广,与同时期的中国王朝不相上下。但基督教恰恰在罗马帝国的腹地长成了独立于政治的力量。它没有被收编进帝国的行政体系,反而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公元四世纪,当君士坦丁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试图将其纳入帝国体制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了自己的教义体系、组织网络和经济基础。它不需要依附于政治权力,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权力。

政治统一本身不能解释分叉的方向。罗马是统一的,但宗教照样独立。

还有人说是因为世界观不同: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也有人说是地缘因素:平原统一vs海洋分裂。这些解释各有道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描述的是分叉的结果如何被锁定,而不是分叉的最初驱动力是什么。世界观、政治结构、地缘因素确实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因果闭环,但闭环开始转动之前,最初的那一下推力来自哪里?

接下来我们要追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统一、西方为什么分裂,而是更根本的问题:文明获取政治权威的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案藏在一个被低估的学者和一个被误解的事件里。

巫不是被收编的

那个被低估的学者是张光直。

张光直是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毕生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他提出了一个框架,叫「连续性vs破裂性」文明模式。这个框架的锋利之处在于,它不是在描述文明的特征,而是在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文明是怎么诞生的?

张光直说,文明的产生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连续性文明」,以中国和玛雅为代表。这种文明的动力来自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技术上没有大突破,文明靠的是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来推动。而政治权威的取得,最核心的手段是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换句话说,谁掌握了通神的渠道,谁就掌握了政治权力。张光直把这叫作「萨满政治」。

另一种是「破裂性文明」,以苏美尔和西方为代表。这种文明的动力来自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通过技术突破和商业贸易,借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质变。在这种文明里,政治权威的建立不需要垄断通神手段。它可以通过财富积累、军事技术、贸易网络来获得。

这个区分听起来抽象,但一旦落到具体的历史场景里,它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

在中国,从三皇五帝到禹汤文武,这些首领身上都具有「巫」的身份特征。大巫往往是大王。商代的卜辞清楚地记录了这一点:商王亲自占卜,亲自解读裂纹的含义,亲自决定出征还是祭祀。巫师本身就是部落首领,后来巫的职能直接融入了国家祭祀系统。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巫不是被政治「收编」的。巫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本身。

所谓「巫王合一」,不是两个独立力量的合并,而是同一个力量的两面。巫的通神能力就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独占通神手段就是独占政治权威。巫和王不是合作关系,而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职能。商王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通神者。他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祭司阶层来替他沟通天意,因为他自己就能通神。

李泽厚把这个分叉概括为一条简洁的路径:西方是「巫→宗教+科学」,中国是「巫→史→礼→仁」。前者,神圣与世俗分离,神是完全异己的力量;后者,巫的特质以理性化形式保存,「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张光直从考古学角度做了补充: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萨满式文明」,大巫往往是大王。两个人从不同角度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在中国,巫和权力从来就不是两件事。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那个被误解的事件就变得清晰了。

「绝地天通」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下》记载,远古的时候「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人人都可以通神,家家都有自己的巫师,这叫「家为巫史」。后来颛顼下令,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从此神与民不再混杂,通神的权力被集中到专门的人手中。这就是「绝地天通」。

通常的理解是:绝地天通意味着王权「收编」了巫,把巫的通神职能纳入了国家行政体制。但这个理解是错的。

如果巫和王本来就是合一的,那就不存在「收编」。绝地天通的真正含义是垄断的升级。从「家为巫史」到「国为巫史」,不是王权把巫收编进来,而是王权把通神手段从家族级垄断升级为国家级垄断。原来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巫师,现在只有国家指定的专职人员才能通神。垄断的范围扩大了,垄断的层级提高了。

绝地天通之后,巫的职能被制度化、专业化了。分化为祝(掌祭祀祈祷)、宗(掌宗庙世系)、卜(掌占卜决疑)、史(掌天文历法与记录)。这不是巫被消灭了,而是巫的职能从个人化的通神能力变成了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专职岗位。巫没有退场,巫换了一种形式继续运转。

这个制度化带来了三个深远后果。

第一,普通人被剥夺了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通神不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而是国家专职人员的特权。普通人成了祭祀仪式中的观礼者,边缘角色。民众的宗教热情被大大淡化,实用理性反而得到了生长的空间。

第二,一部分原本从事神事活动的精英被抽离出来,转向世俗事务。他们成为分门别类专司某种行政职能的职官。这就是后来「诸子出于王官」的源头。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祭司,而是从巫的职能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行政官员。

第三,政治权力从此没有宗教制衡。巫的通神职能已经嵌入政治体系,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祭司阶层来挑战王权。中国政教关系的基调就此奠定:政教合一,但以政为主。

到这里,分叉的驱动机制已经露出轮廓。中国文明获取政治权威的方式是垄断通神手段,巫的通神能力就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在这种结构下,巫不可能独立化,因为独立化就意味着剥夺王权的合法性基础。你不可能把自己的引擎拆下来单独出售。

但西方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为什么西方的巫能独立?

回到张光直的框架。西方属于「破裂性文明」,文明起源的动力不是垄断通神手段,而是技术突破和商业贸易。

苏美尔人最早将轮子用于运输,发展了灌溉农业,建立了城市。他们的政治权威不是靠「谁能通神」来建立的,而是靠「谁掌握了技术、谁积累了财富、谁控制了贸易网络」来建立的。在这种文明里,通神职能不需要和政治权力绑定在一起。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分工而存在。

这个分工的结果,就是独立的祭司阶层。

苏美尔和巴比伦的祭司阶层不是政治权力的附庸。他们有自己的资源基础,三根支柱牢牢撑起了一个独立于王权的制度。

第一根支柱是寺庙经济。苏美尔的寺庙不是单纯的宗教场所,而是经济实体。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劳动力、牲畜和财富。祭司阶层通过管理寺庙资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们不需要从王权那里领取「俸禄」,因为寺庙本身就是他们的饭碗。

第二根支柱是知识垄断。文字、天文、历法、医学,这些知识全部由祭司掌握。在苏美尔,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技艺,祭司是主要能读能写的人。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让祭司掌握了时间的权威,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祭祀、什么时候出征,都由祭司的历法来决定。医学知识则让祭司对社会的健康拥有直接影响力。知识就是权力,而这个权力不依赖王权。

第三根支柱是仪式服务。祭祀、占卜、医疗、婚丧,这些仪式服务是祭司对社会的直接贡献。普通人需要祭司来中介神意,需要祭司来治疗疾病,需要祭司来确定吉日。祭司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独立于政治权力,它直接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土壤里。

三根支柱合在一起,祭司阶层就有了完整的独立性。经济上不依赖王权,知识上有自己的垄断,社会上有自己的服务网络。它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现在把中西两条路径放在一起对比,分叉的驱动机制就一目了然了。

在中国,政治权威等于通神手段的独占。巫的通神能力就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在这种结构下,巫不可能独立化,因为独立化就意味着剥夺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巫的一切都嵌在政治里面,拆不出来。

在西方,政治权威来自技术、贸易和军事。通神职能只是社会分工之一,不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这种结构下,通神职能可以独立分工。祭司阶层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知识垄断和社会服务网络,三根支柱都扎根在政治体系之外。

所以,分叉的关键不是「统一vs分裂」,也不是「一个世界vs两个世界」。分叉的关键是文明获取政治权威的方式不同。如果政治权威靠垄断通神手段来获得,通神职能就是政治权威本身,不可能独立化。如果政治权威靠技术和贸易来获得,通神职能只是社会分工之一,可以独立化。前者走向巫史,后者走向宗教。

罗马帝国的反例现在也完全说得通了。罗马是统一的,但罗马的政治权威不依赖垄断通神手段。罗马靠军事征服和行政管理来维持帝国,通神职能从一开始就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引擎。所以基督教可以在罗马帝国内长成独立力量,因为罗马的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有一个空位,可以让宗教独立生长。而中国的政治结构里没有这个空位,因为通神职能已经把那个位置占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本文讨论的「西方」主要指从苏美尔到希腊到基督教的文明脉络。其他文明如印度和伊斯兰有自己的混合路径,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内。中西二元对比是为了把分叉的驱动机制讲清楚,不是要覆盖全人类文明的全部可能性。

到这里,分叉的驱动机制已经解释清楚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悬在空中。

引擎还是工具?

张光直的框架解释了分叉的驱动机制,但这个框架内部藏着一个张力。这个张力不是缺陷,而是中国文明的深层特征。理解了这个张力,才能真正理解巫史传统与宗教传统的根本区别。

张力是这样的:张光直一方面强调三代文明都是「萨满主义」,巫术生活决定一切,通神手段是政治权威的核心来源。另一方面他又说,三代统治者进行的艺术、文字、青铜器等种种巫术活动,只不过是用来达到巩固政治权力或获取财富的政治目的与手段。

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但事实是,巫术确实是引擎。通神能力就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没有通神能力,王权就失去了神圣的基础。巫术也确实是工具。统治者用它来巩固权力、获取财富,巫的职能被制度化、专业化,成为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专职岗位。这两件事同时成立,而且你拆不开。

张光直用「政教合一」一言蔽之,但这个概括回避了问题。宗教和政治究竟是如何巧妙接榫并进行运作的?许多人往往难以发现「萨满」作为巫术性文明与「政治」作为世俗性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个张力不是张光直的个人失误,而是中国文明本身的内在结构。

在中国的巫史传统里,巫既是引擎又是工具,两者不可分离。引擎和工具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功能。你不能把引擎从汽车里拆出来单独卖,因为引擎就是汽车的心脏。你也不能说引擎只是汽车的工具,因为没有引擎汽车根本跑不起来。

这正是巫史传统与宗教传统的根本区别。

在宗教传统里,宗教可以独立于政治,因为宗教只是政治的工具之一。政治权力可以用宗教来获得合法性,也可以不用。罗马帝国早期并不依赖基督教,基督教是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之外独立生长出来的。当君士坦丁把基督教收进帝国体制的时候,他是在利用一个现成的工具,而不是在依赖一个不可或缺的引擎。工具可以替换,引擎不能。

在巫史传统里,巫史不能独立于政治,因为巫就是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本身。你不可能把合法性来源独立化,因为独立化就意味着它不再是「来源」,而是变成了一个外在的、可以替代的东西。巫史传统和政治权力是一体两面,拆开任何一个,另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这个区别的后果极为深远。

宗教传统里,宗教和政治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它们可以合作,也可以对抗。教会可以制衡王权,王权也可以压制教会。两者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平衡机制。西方历史上教皇与皇帝的长期博弈,不是偶然的冲突,而是这种双系统结构的必然产物。

巫史传统里,巫史和政治是一体两面。好处和代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优势清单」和「缺陷清单」的对比。

好处的一面:灵活、包容、不排他。中国的礼制可以吸纳各种地方信仰,关公、妈祖都是「由人而神」,人神同质,不需要一个排他性的教义体系来划定信仰边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爆发大规模宗教战争,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隐性宗教性不需要你全天候地投入,它只需要你在特定的时刻打开那个通道。代价的一面:宗教性没有独立的制度边界,容易被政治权力覆盖。当政治权力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它可以直接调用巫史的遗产,而不需要和一个独立的宗教力量谈判。好处和代价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现。宗教性嵌入社会结构,好处是它无处不在、人人可用、不设门槛;代价是它没有独立边界,随时可以被权力调用。就像一体式空调和分体式空调,一体式没有独立的室外机,好处是安装简单、维护方便,代价是制冷能力受限。你不能说一体式空调「缺了什么」,它只是设计思路不同。

这个引擎与工具的双重性,还解释了赵汀阳的一个重要修正。赵汀阳指出,巫并非在转化为史之后就消失了,而是「化出」史。巫化出史之后并没有退场,巫与史实为双重传统。史解释现实世界,巫属于心理世界。

「化出」而非「化为」,这个区分至关重要。如果巫「化为」史,那巫就彻底退场了,史取代了巫的一切功能。但事实上巫只是「化出」了史,巫本身还在。巫的通神职能被制度化了,但巫的心理功能、巫对命运和未知的直觉性回应,一直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中国人对命运、缘分、风水的态度,本质上都是巫的遗产,但它们不表现为「信仰」,而是表现为一种生活直觉。

巫既是引擎又是工具,这个双重性不是矛盾,而是中国文明的真实结构。引擎让巫史传统始终保持着一种宗教性的动力,工具让巫史传统始终服务于政治权力的需要。两者不可分离,这正是「巫史」之所以为「巫史」,而非「宗教」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个结构至今还在塑造我们吗?

我们还在巫的遗产里

巫史传统的后果不是「世俗化」。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意味着中国更世俗、更理性、更不需要精神生活。但事实恰恰相反。巫史传统的后果是宗教性以非宗教的形式存活。

赵汀阳说巫「化出」史之后并没有退场,巫属于心理世界。这个「心理世界」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它就是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东西。

中国人对命运的态度。你说不信命,但遇到重大转折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会想「这是命」。你不会去教堂祈祷,不会跪在佛像前许愿,但你会在心里默默接受一种「事情就是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信仰,而是直觉。它没有教义,没有仪式,没有组织,但它确实在塑造你的判断和行为。

中国人对缘分的理解。西方人把相遇归因于上帝的安排或偶然的概率,中国人说「缘分」。缘分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你无法定义它,无法验证它,但你用它来解释一切不可控的人际关系。婚姻是缘分,朋友是缘分,错过也是缘分。这个概念背后是巫的遗产:巫曾经负责解释人与未知之间的关系,缘分是这种解释在日常生活中的残留形式。

中国人对风水的直觉。你可能不会请风水师来看房子,但买房的时候你会注意朝向、楼层、周边环境。你不会用罗盘量方位,但你会觉得「这个位置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不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而是身体对空间的一种直觉性回应。巫曾经负责中介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风水是这种中介在空间感知中的残留形式。

这些都不是「信仰」。你不会为命运、缘分、风水写一部教义,不会建立一套仪式,不会组织一个教会。它们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正式的名称,甚至你自己都不觉得它们是「宗教性的」。但它们确实在起作用,就像统计模型里的隐变量:你观测不到它本身,但它通过一系列显变量的协方差结构在影响结果。

西方的宗教性是显性的。你去教堂,你祈祷,你认信,宗教性有明确的形式和边界。你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做宗教」,什么时候不在。宗教性可以被观测、被记录、被讨论。

中国的宗教性是隐性的。它融化在命运感、缘分观、风水直觉、节气仪式、祖先祭祀里。没有明确的边界,你甚至不觉得它是「宗教」,但它确实在塑造你的行为和判断。隐性宗教性不能被直接观测,但它通过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在发挥作用。

怎么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隐性宗教性?看两点:它是不是在解释你和未知之间的关系?它是不是没有明确的组织边界和教义体系,却确实在塑造你的判断?如果两点都满足,它就是隐性宗教性。不是信仰,而是直觉。命运感满足这两点,缘分满足这两点,风水直觉也满足这两点。它们不表现为信仰,但它们确实在替你回答那些理性无法回答的问题。下次你遇到类似的东西,可以用这个标准自己判断。

这个区分不是在说中国「缺了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显性的制度化宗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虔诚,而是因为中国的环境条件让宗教性的最优存活策略是「隐化」而非「显化」。当通神手段就是政治权威本身的时候,宗教性不需要独立的制度载体来存活,它可以直接嵌入日常生活。当政治权力垄断了通神渠道的时候,宗教性在民间失去了制度化的空间,只能以直觉和习俗的形式散落在生活的缝隙里。

隐性宗教性的好处和代价同样是一体两面。好处是灵活、包容、不排他。中国的礼制可以同时容纳关公、妈祖、观音菩萨,不需要一个排他性的教义体系来划定信仰边界。你可以在同一个庙里拜不同的神,甚至可以在拜完之后说「信则有,不信则无」。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相信有神明,不祭的时候就不想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爆发大规模宗教战争,这种包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代价是宗教性没有独立的制度边界,容易被政治权力覆盖。历史上,儒学从一种思想传统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就是巫史的遗产被政治权力直接调用的典型例子。儒学本身有丰富的精神维度,但当它被制度化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官方教育的标准时,它的精神维度就被政治功能覆盖了。好处和代价不是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宗教性嵌入日常生活,好处是人人可用、不设门槛;代价是没有独立边界,随时可以被权力调用。这就像一体式空调和分体式空调的区别:一体式没有独立的室外机,好处是安装简单、维护方便,代价是制冷能力受限。你不能说一体式空调「缺了什么」,它只是设计思路不同。

当代中国人讨论精神生活的时候,往往面临一种独特的处境:我们既不想回到制度化宗教,又找不到一种独立于政治的精神空间。这种处境不是因为我们「缺了什么」,而是因为隐性宗教性从来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制度边界。隐性宗教性可以给你命运感、缘分观、风水直觉,但它不能给你一个独立的精神空间,让你在其中自由地追问意义、挑战权威、建立超越性的价值体系。这不是缺陷,而是巫史传统的结构性特征。就像一体式空调的制冷上限不是「质量问题」,而是「设计约束」。

回到最初的问题:中西方文明都起源于巫,为什么中国走向了巫史,西方走向了宗教?

答案不是「中国统一所以巫被收编」,也不是「中国人天生不信神」。答案是:文明获取政治权威的方式不同,决定了巫的宗教性采取不同的存活形态。中国靠垄断通神手段来建立政治权威,巫的通神能力就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宗教性的最优存活策略是隐化,嵌入日常生活。西方靠技术和贸易来建立政治权威,通神职能只是社会分工之一,宗教性的最优存活策略是显化,长成独立的制度化宗教。

两条路都不是缺了什么,而是同一股力量选择了不同的形态。显性宗教性有独立边界,好处是制衡有力,代价是排他冲突;隐性宗教性没有独立边界,好处是包容共存,代价是容易被调用。两种形态各有其结构性约束,谁也不比谁更「完整」。而那个形态的选择,至今还在塑造我们的精神生活。

巫从未退场。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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