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秋天，我到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念博士。入学不久就注意到，学院里有一个人类遗传系（Department of Human Genetics）。美国公共卫生学院设生物统计系、流行病系是标配，但专设一个人类遗传系，匹兹堡似乎是唯一的一家。
原因是一个人。李景均，Ching Chun Li。1951年他来到匹兹堡，在生物统计系做教授、当系主任，把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研究传统带了过来。这个传统扎下根，到了1980年代，遗传学部分从生物统计系独立出来，成了今天的人类遗传系。
CC 2003年去世，之后的每年春天，人类遗传系都会办一场以他命名的纪念讲座。我毕业那年，第20届C.C. Li Memorial Lecture刚好举办，报告人John Mulvihill，题目「Lessons Learned about Public Health Genetics」。一个中国人，七十年前来到匹兹堡，他的名字至今还在每年春天的讲座上。他是谁？
回家的路
1912年10月27日，李景均出生在天津大沽。父亲做桐油生意，家境殷实，年轻时在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念过书，后来皈依基督教。李景均排行老三。
13岁进天津英中学院，同样是英国传教士办的学校。1932年南下南京，入金陵大学农学院——美国传教士创办，农学院是当时国内最好的。1936年拿到理学学士学位。
1937年赴美，进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植物育种和遗传。但真正改变他学术方向的是一本书——杜布詹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的《遗传及物种起源》。1937年出版，把群体遗传学的理论框架和自然选择的实验证据结合在一起。李景均读完后决定转向群体遗传学，并关注到这个领域最关键的理论家赖特（Sewall Wright）。
1940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没有立刻找工作，而是去赖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上了一个夏季的数学和概率论课程，又在赖特的影响下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他不是那种只做实验的遗传学家，他关心的是数学和统计层面的规律。也是在芝加哥，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林伯贞（Clarke），一位美籍华人。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国。
1941年，新婚不久，李景均带着妻子登上回国的邮轮。本来三周可以到上海，但太平洋上日军潜艇出没，邮轮多次改变航向、多次换乘，海上漂了51天才抵达香港。
香港也在打仗。日军已经进攻，李景均夫妇被困近两个月，身上只带了旅行支票，无人兑现，身无分文。幸亏遇到一位康奈尔旧友，借了500港币和一些大米。57年后李景均回忆那段日子说：「如果你处于极度饥饿时，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后来在香港地下组织帮助下，他们徒步绕过日军，跋山涉水到广东惠阳，再转广西桂林。从上船到最终落脚，全程150余天。
在这段路上，长子Jeff感染痢疾，夭折了。具体在哪个路段，说法不一。李景均后来在《群体遗传学导论》扉页写下：纪念Jeff。
1941年到1945年，李景均在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学校在柳州郊外的沙塘。那段日子他身上常年揣满种子和标本，全身上下有八个口袋，同事戏称他「会走路的实验室」。后来转至金陵大学农学院。1946年，他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艺学系主任，年仅34岁，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系主任之一。
1949年，他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据记载，他专门向北京市领导表达了要为国家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心愿。解放战争时期，他还积极支持过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一个放弃美国的一切回来、海上漂了51天、路上死了孩子的人，说「要为国家贡献力量」，不需要更多解释。
第一本书与最后一张条
1948年，李景均完成了一本书——《群体遗传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是这本书，后来把他逼上了绝路。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阐述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在此之前的群体遗传学知识，散落在费希尔（R.A. Fisher）、霍尔丹（J.B.S. Haldane）和赖特（Sewall Wright）三巨头的论文里，普通人根本读不懂。李景均把这些分散的理论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群体的遗传平衡、遗传平衡的稳定性、群体的适合度、基因型相关、配子相关和近缘系间相关、基因频率估计，以及突变和选择的效应。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此书中获益。
写这本书的时候，李景均34岁。
然后一切都变了。
1949年之后，李森科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是一个农学家，他声称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主张获得性遗传，否定基因的存在。这套理论在科学上站不住脚，但在政治上极好用——它承诺通过改造环境就能改造人，不需要等待几代人的遗传变化，一代人就够。恰好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在苏联，李森科靠行政权力打压反对者，到了1948年已经完全控制了苏联生物学界。
中国照搬了这套做法。乐天宇，一个延安出身的农学家，以行政手段在北京农业大学推行李森科主义。摩尔根遗传学被定性为「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李景均的课被停，书被禁，人身受到威胁。
他后来说：「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
1950年2月，寒假期间，李景均在上海的母亲病重。夫妻反复权衡后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出走的过程安静而精确。他悄悄把家里米缸加满米，装出一副还要回来的样子。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临走前深夜，他敲开隔壁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传光追到家里反复劝留，李景均没有松口。
第二天清晨，一家三口分乘两辆三轮车，从北大宿舍直奔前门火车站。出校门时，让门卫转交那张「请假数月」的字条。在火车站，好友俞大绂和陈延熙冒着春寒赶来送行，几个人握了握手，没多说话。
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怀抱女儿，和妻子一起走过罗湖桥，进入香港。
从香港他给助教来了一封信，八个字：学无所用，逼上梁山。
李景均的出走惊动了中央最高层。
重建
到了香港，日子并不好过。李景均没有身份证明，无法获得美国签证，一家人成了黑户。
救他的是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读过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后极为欣赏。穆勒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帮他获得签证。诺贝尔奖得主的信管用，李景均这才得以赴美。
1951年，李景均到了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历任生物统计系教授、系主任，后来成为校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1930年代，群体遗传学有三座塔。
费希尔（R. A. Fisher）建了一座。他在1930年出版了《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用数学语言重新表述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翻开这本书，前几页全是公式，没有一个例子，生物学家根本读不下去。
霍尔丹（J. B. S. Haldane）建了另一座。1932年的《进化的原因》，用数学推导了突变、选择和漂变对基因频率的影响，比费希尔稍微好读一点，但也只是「稍微」——推导一个接一个，缺乏直观的解释，没有例题，更不可能拿来上课。
赖特（Sewall Wright）建了第三座。他的通径系数、遗传漂变、移动平衡理论分散在几十篇论文里，体系庞杂，读者得自己拼图。
三座塔各自矗立，彼此之间没有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想进入群体遗传学，几乎找不到入口。这个领域在最需要传播的时候，被锁在了少数人的书房里。
1948年，李景均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导论》。他做了三件事：把三个人的理论放在同一个数学框架里讲，让读者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Hardy-Weinberg平衡讲起，逐步引入突变、选择、迁移、遗传漂变，每一步都有推导和例题；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可以用来开课——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斯皮斯（E. B. Spiess）后来评价：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至少统治了20年」。更关键的一句是——「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其他注意到这些原理的著作出现之前，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
三大巨头各自建了理论，CC修了一条路让后人走得上去。没有这条路，群体遗传学可能还要在少数人的书房里多锁20年。
1955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本书。1976年，李景均出了修订版，改名《群体遗传学基本教程》。从北京到芝加哥再到全世界，一本书走了近三十年还在出。
1950到6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开展癌症化疗临床试验。李景均被聘为美国东部25所医院癌症化疗小组的首席生物统计专家，负责实验的统计设计——具体来说，是研究几种化疗药物对白血病的疗效。
当时的临床研究有一个根本问题：医生决定谁用什么药。这看起来合理——医生最了解病人，当然应该由医生来选。但实际上，这引入了巨大的偏倚。医生倾向于把新药给病情较轻的病人，因为希望看到好结果；倾向于把安慰剂给病情较重的病人，因为反正没别的办法。而且，医生自己知道谁在用药谁在用安慰剂，观察和判断会不自觉地偏向用药组。
这不是医生故意作弊。你知道哪个病人吃了药，你就很难公正地评估他的反应。这是人类认知的系统性偏倚。
李景均坚持两条原则：随机化和双盲。每个病人一个编号，分配完全随机，医生不能选择；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谁用了药、谁用了安慰剂，只有统计学家在最后揭盲。
医生们火冒三丈——没权知道给病人吃了什么，让统计学家来决定怎么治病，新药万一分给了不该用的人怎么办？在实验设计的会议上，李景均遭到炮轰。但NIH听懂了他的逻辑：如果不随机、不双盲，所有看起来有效的结果都可能只是偏倚的产物。NIH表态：不按随机和双盲的方法来，就不给经费。医生们最终照做了。
今天，随机双盲是临床试验的金标准。CC不是这个方法的发明者——英国的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更早。但他是美国临床试验中力推随机双盲的关键人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偏倚的破坏力——李森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偏倚，用政治权力替代证据判断，用意识形态压制数据。随机化不是对医生的不信任，而是对人类认知局限的诚实承认。
通径分析（Path Analysis）最早是赖特在1910到1920年代发明的。他用有向图来表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把相关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但赖特的工作主要在遗传学领域，方法论的阐述分散在他的论文中，没有系统化。
李景均把通径分析从赖特的遗传学工具，系统化为一个通用的统计方法论，并推广到人类遗传学和流行病学中。他在教材和论文中把数学基础、使用条件、计算步骤讲清楚，让其他人可以学、可以用。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通径分析入门》。
但CC对通径分析的贡献，不只是「系统化」和「推广」。他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明确指出这个方法的局限。
通径分析的前提假设是——因果方向必须由研究者根据先验知识指定。统计本身不能告诉你因果方向。两个变量相关，可能是因为A导致B，也可能是因为B导致A，还可能是因为C同时导致了A和B。通径分析能帮你把相关分解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但因果箭头的方向，必须由你自己画。统计不能替你做因果判断。
这个清醒后来被Holland在1986年的「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一文中进一步发挥，成为因果推断领域的经典讨论。今天做结构方程模型、孟德尔随机化的人，方法论的源头也连着这条路。
赖特发明了通径分析，CC修了桥让其他人走得过去。而且他对这座桥能承载多少重量，心里始终是清楚的。
1960年，李景均出版了《人类遗传学导论》，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教材。这不是换了一个领域——他把群体遗传学的数学工具带到了人类遗传学。在他之前，人类遗传学更多是描述性的：观察家系、数病人。CC带来了定量的方法：怎么估计基因频率、怎么检验分离比、怎么区分遗传效应和环境效应。
他担任过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匹兹堡大学授予他校座教授和勋章。
1987年，他在《Journal of Heredity》上发表了「Lysenkoism in China」一文。37年前的事，他终于用学术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2003年10月20日，李景均在家中去世，享年91岁。距离91岁生日只差7天。
《群体遗传学导论》的扉页上写着三个字：纪念Jeff。
Jeff是他的长子，1941年回国途中感染痢疾夭折。那趟旅程，李景均放弃了美国的一切，海上漂了51天，被困香港挨饿，徒步穿过日军封锁线，150余天九死一生。孩子没有撑过去。
从2004年开始，匹兹堡大学人类遗传系每年春天办一场C.C. Li Memorial Lecture，一年不落。我读博那几年，每年4月都会看到海报。2023年4月，第20届，我毕业那个月，报告人John Mulvihill，题目「Lessons Learned about Public Health Genetics」。